我就在于姑肉身前发愿，组织居士诵《地藏经》，求佛菩萨加持于姑庵能够尽快恢复成女众道场。可惜的是，道场建起来了，肉身却不知所踪，不知是被保护起来了，还是被盗了。

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有一位于姓的姑娘，自小茹素、念佛奉善，乐于助人，到了嫁人的年龄，父母给说了婆家，但她不愿嫁人。后来有一天和嫂子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回来的路上下大雨，嫂子湿透了，于姑却滴雨未沾。家人知道她已得道便不再勉强。后来于姑在黄德庵坐化往生，于姓族人重修庵堂，改名于姑庵。

后来有一东南亚商人在海上遇风浪迷失方向，祈祷菩萨救护，隐约间看到云间显现白衣观音，引路靠岸，打听此处有何奇人异事，遂知于姑的坐化肉身不坏的事迹，便认定是菩萨度化众生示现的于姑化身，遂为于姑修塔，名于姑塔。六十年代时塔被毁坏，于姓家族于是将于姑肉身埋于银杏树下，后恢复宗教政策后取出，肉身仍然不坏不烂。

知道于姑的过往后我更是信心百倍，便与于居士商量连诵七天《地藏经》，每天七部。当时的三间小屋除了供奉于姑肉身外，没有任何的佛像，更别提拜垫这些了。

我赶紧安排自己工厂的工人做了二十多个拜垫。于居士打引磬，我敲木鱼，我们十几个居士就这样诵了七天经。

此后二十多年间，我先去出家的寺院做了两年常住护法后发愿出家，几年后又去了河北，这一去又是十几年，我再也没有到过于姑庵了。每次回青岛，从车窗看到冷清的寺院，心里总不是滋味。

到疫情相对平稳的21年1月2号，我跟河北的宗教主管部门报备请假回青岛一周，结果第二天也就是3号，我们车行至河北山东打交界地时，新闻爆出河北突发疫情严重，全省封控。主管领导通知我，短时间内不要回去了，我也是既来之则安之。

而两个月前也就是2020年十月份左右，皈依六年的孙居士去胶州办事时，无意间知道胶州有个和她们公司同名的慈云寺，就去拜一拜。

恰逢当天方丈师父出门送客，偶遇孙居士一行人，正好和陪同孙居士的朋友相识，便一同邀请到茶室品茶。

方丈师父问孙居士公司名的来历，孙居士答：“我师父给起的”。“慈是明老给我师父起的法号，静慈的慈，云是我师父河北寺院的第一个字”。法师追问男师父还是女师父，年纪多大，属相。听到答案后，法师感叹这是菩萨安排的这次见面。

因为当时宗教主管部门和佛协正委托法师寻找能够接手观音寺的法师，而有位高人指点过法师，必须是属鸡（凤）的女众，必须是土命的鸡，才能入住观音寺。

后法师引荐宗教主管部门和佛协，经过了两个多月各种审核手续合格后，我们开始等待入住，等了十几天却迟迟没有消息。转眼到了二月十九法会，我当时住在孙居士家里，就想去慈云寺参加法会，给方丈和尚打了电话，转了随喜法会的功德款，求慈云寺僧众超度观音寺地分属内的非人众生及地藏殿三圣殿内所有牌位。

寺院那边刚开始念经，我手机微信接到通知说今天已完善所有手续，可以正式入住观音寺了，明天佛协来观音寺送公章。

不禁感慨，二月十九这一天是观音菩萨的圣诞，也是我的出家日，就在这一天又圆满了僧团入住的所有手续，这世上真有这么多巧合吗？

第二天佛协的杨秘书长讲了一件事，作为这么多年佛协工作的他也不禁感慨万分，似乎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一切都刚刚好。

二月十九晚上杨秘书长一个同学给他送了一本书，他同学说帮姐夫搬家，姐夫送他一本书，他同学一看是佛书，就说我又不信这个，还是送给在佛协上班的老同学吧。

杨秘书长拿到书一看，也懵了，书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一位藏地的法师写的。菩萨圣诞，新住持出家日，还是僧团入住寺院的日子，又莫名的收到一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怎么就这么巧？他第二天把书给我送来了说留个纪念吧。

而一周后，北京素食餐厅当时的负责人古居士来寺院看我，我讲起入寺的过程，提到这本书时，古居士也一身冷汗，她说二月十九那天，餐厅陆续来了几位汉地藏地的师父用餐，其中有一位藏地的法师问古居士，你认识我吗？古居士摇摇头这位法师却说送你一本书吧，我就是作者。法师拿出书，正是这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古居士说这些事时我忍着眼泪，教圆何德何能得到菩萨的如此殊胜的关爱和加被，唯有将此深心奉尘刹以报佛恩。

将原来的南地下室仓库装修成了可容纳几百人诵经听法的般若堂，北地下室装修成了可容纳几百人同时禅修的禅堂和几间能够次第闻思的教室。两年来很累，但是法喜充满。

皈依数年的几位高学历小居士相继出家，发愿荷担如来家业，整个僧团和合无诤，持金钱戒、禁用手机、发愿精进修行以报四重恩。

两年来无论是支持街道防疫工作还是捐赠物资，师父们和居士们都是一呼百应，捐赠物资二百多万元。

两位医学硕士和本科毕业的小师父穿上防疫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感染，逢召必上第一线。

菩萨圣诞前夕，我想提笔写写心声，向菩萨与有缘信众做个述职报告，与大家共沐法雨，共沾法喜，共证正法兴盛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