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住世时，有一位黑氏婆罗门，两手托着两个花瓶，前来供佛。佛陀对黑氏婆罗门说：“放下吧。”婆罗门便将左手托着的花瓶放下。佛陀又说：“放下吧。”婆罗门又将右手托着的另一个花瓶放下。佛陀还是对他说：“放下吧。”黑氏婆罗门诧异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请问您还要我放下什么？”

佛陀说：“我不是让你放下手中的花瓶，是让你放下六根、六尘和六识。统统放下，便可超脱生死，永出轮回。”

李叔同早年是我国文学界的全才，但中年时因对人生无常有深刻的体会而选择出家，法号“弘一”。出家后，弘一法师将律宗的教义奉为自己修行的核心。他以极为严格的戒律要求自己，清苦节俭，过午不食，不再过问世俗事务。这种持戒让他从外在到内心发生了彻底的转化。弘一法师晚年罹患重病时，依然坚持念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佛号。

当年五祖见惠能是利根器。为磨练其心性，于是派他到堆房做了八个月的苦力活。后来五祖见到惠能所写的偈子，察觉时机到了，便在半夜三更秘密将禅法和衣钵都传给了惠能。

五祖考虑到其他弟子对这个位置很看重，怕引起争执，于是连夜让惠能往南方出走。此后，惠能隐藏在猎人堆里十余年，直到因缘成熟，才到法性寺剃度出家，弘法利生。  

朱元璋出身贫苦，历经艰苦的生活和战乱后，建立明朝。登基后，他深知奢靡衰败的危害，因此对皇室及大臣生活作风严格要求，倡导节俭，禁止奢华建筑。这种措施虽苛刻，却有效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和民生的稳定。但后来的皇子皇孙却违背了这一措施。

曾国藩一生奉行“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行事指南，时刻警醒自己祖宗余泽不能被其一人享尽。他凡事忌满，每逢朝廷为他加官晋爵，他总是再三辞谢。他的家书中几乎随处可见对满盈的警惕，谦虚、退让、宽容、恕道就是他“留遗泽”“惜余福”的持身之道。

孔子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还是一位极为注重自我反省的人。他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最好的写照。与曾子的对话中，孔子说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次，弟子们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孔子提出了很多建议。当问题涉及政策和军事策略时，孔子则坦白承认自己并不擅长，无法提出过多建议。正是因为孔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让他的儒家思想影响至今。   

了解众生的需求，面对不同的身份知道如何融洽相处，哪种方式讲法能够令众生受用。太虚大师作为“人间佛教”的首倡者，提出“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理念。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佛教“入世”的精神，使佛教思想更加“人性”化。

大师先是兴办僧才教育机构。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时，为吸引更多学者人才，邀请梁启超担任董事长，并借鉴国内外先进教育模式，以培养适应时代的新型僧才。为了鼓励在家居士参与佛教事务，大师创办我国首个规范化的居士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目的是让更多信众能够听经闻法，帮助信众将佛法融入于日常生活。对于没有接触过佛法的群众，大师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法。

1923年在广州讲经时，面对工人和贫苦百姓，大师结合实际生活，讲佛教的因果观和如何通过佛法改善生活。这种贴近实际的讲法，使许多群众开始亲近佛教。

玄奘法师13岁就出家，参访名师，学习经论。由于当时佛经翻译问题和教派之间的分歧，玄奘立志要探寻佛法的真正教义。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长途跋涉到达印度求取佛教经典。路途中，穿越茫茫沙漠、高山雪域以及面对各地的强盗和战乱的威胁，但玄奘始终坚守信念，在西行求法的十几年，积累了深厚的佛法知识和丰富的实修经验。

公元643年，玄奘携带657部佛教经典回到长安，开始投入佛经翻译中。他的一生共翻译了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他将自己所学的智慧无私奉献给后人，不仅自我修行圆满，还惠及千千万万的佛子。 

总之，修“十善法”可得投生人天善趣的果报，免堕三途。而七善法则是更具体的行动指南，更是融汇了觉悟与实践的智慧，在心地上下功夫，帮助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减少阻碍达到更高觉悟。

“阿含”源自梵文agama，意思是传承、集成。

《阿含经》是佛教早期的重要经典之一，是佛陀对于解脱道的基本教义、修行方法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入讨论。包含四部分，称为四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其中，《中阿含经》包括152部中篇经文，篇幅比长阿含经简短，记录了佛陀对弟子的教诲，包括修行方法、戒律、四念处、八正道等。

又称“佛门十善”，包括三身、四口、三意，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语、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因此，严持五戒十善，可得人天果报，免堕三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