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商界巨子，起于贫寒，以勤勉与坚韧，创立全球商业帝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门人。

他是一位有正念的企业家，纵横商场，以人格做事，以诚信立命。

他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善行者，四十年扶危济世捐款超过120亿，却不过以为是小善。

他就是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让我们一起走进曹德旺的自传——《心若菩提》 来共同领略他持戒从商、持戒行善的人生境界。

1987年7月，中外合资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在宏路镇动工兴建。

按照采购合同，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要为福耀提供培训，同年11月，我接到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电报邀请函，邀请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派出技术人员到芬兰接受技术培训。

去之前，省外办专门组织我们上了一堂外事纪律课。

我们都知道，那时能出国一趟，尤其是公费出国是每个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为什么呢？走出国门开了眼界不说，不花一分钱地出个国，还能给家里带回一个电器，是很让周遭邻居们钦羡不已的事。这种事，搁在外国人那儿，或者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国家每天补助9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这90美元，若每天省吃俭用，半个月下来，回国的时候，就可以给家里带回一个大件家用电器，比如冰箱、彩电或者三用机、洗衣机什么的。所以，很多出国考察学习的中国团队，不论什么名义，不论哪个省份，出国时一定自带二三毛一包的方便面，一定要住带厨房的酒店，至少也得能自己烧开水冲泡面的，一定希望当地的华人或者接待方能多请吃几顿饭……开始，国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这样的团队接待得多了，也就有了看法。国家的外事纪律主要防止出国人员借机叛逃和乱说话，对于这类的行为，却没有明令禁止。

知道我们要去芬兰，马上有人把他们出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嘱咐我们自己一定要带方便面、米，住的酒店一定要交代是带厨房的等等。从省外办的课堂走出来，我立即召集所有出国培训的人员开会。

“外事纪律大家都知道了，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要感谢政府给我们出国学习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真的技术学到手。”我看着面前的人，他们都是福耀的精英，每一个人都已经分配好了各自的学习任务。“这次出国学习，政府有批给我们每人每天90美元，有人建议我们自带方便面省点花，省下来的钱可以带电器回来。”（有人笑了）我知道，这当然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提议。“我问过，不买东西的话，这90美元，足够我们在那儿的开销。因此，我建议我们这次出国费用，集中管理，吃完用完，若有剩下，全部上交。”我严肃地说，“我们不带方便面出国，我们也不要外国人请吃饭，我们不要为了什么劳什子电器在国外把自己搞得太狼狈！洋人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国外，代表的就是中国。一个人要有人格，一个国家同样需要有国格！没有人格，没有国格，带多少东西回国都没有用！”

说着，我不容分说地，“我决定，这一次出国，除了茶叶一类的饮品，快速面什么的一包也不准带。钱，统一保管。”

抵达赫尔辛基时已是晚上8时许，接机的是香港人林镇华。林镇华是香港的代理商。接上我们后，他习惯地问我们是不是先安排酒店，然后请我们吃宵夜，我一看时间，接过他的话，“林先生，酒店的手续等等再办，我们都饿了，现在先去吃饭。”

“那好。”林镇华接受了我的建议，带我们到一家餐厅。吃罢饭，林先生正想去买单，我说话了：“林先生，这顿饭我们自己买单，您的那一份，算是我们请您的。”林先生大概没有想到来自中国的一个考察团会请他，满脸惊诧。

第二天早上7时许，我们就都起床吃早餐。早餐就在入住的酒店里，是免费的，鸡蛋、火腿、面包、三明治、咖啡、红茶、牛奶等等，还很丰盛。那时中国的酒店还都没有免费早餐的惯例，所以，吃免费的早餐，于我们，还是很新鲜的。同去的潘宜阳是福耀的模具师傅，他很爱吃鸡蛋，一次能吃十几个。在家里可能不会这么吃，但免费的似乎不吃白不吃。我偷偷地观察着，害怕他会因为吃十几个鸡蛋而被人见笑，结果没有。我这才知道，在这样的地方，有“只要你吃得下，随便吃，但不许带出餐厅”的规矩。

早餐免费。中餐在泰姆格拉斯公司的工厂里吃工作餐，所以也是免费的。我们要自己安排餐费开支的，实际上就只有晚餐一顿。下了班，离开工厂，回到酒店前，我们会在酒店附近的烤肉店和面包铺里购买好我们当晚要吃的菜，有时再买些啤酒或者泡些茶，晚餐就解决了。别以为我们是随意打发，芬兰的烤猪脊肉可是有名的好吃，有烟熏的味道，也有炭火烤出的扑鼻香，肉质鲜嫩可口，用餐刀切一块放入嘴里咀嚼，再饮一口啤酒，那滋味儿，到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满口生津。

在赫尔辛基的时间不长，不过二十多天的时间，我们牢记着肩上的学习任务，总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从泰姆格拉斯学走我们想要的知识。每天晚上吃烤肉的时间，就成了我们大家交流当天学习心得，讨论第二天学习计划的好时间。我没有具体的岗位培训任务，因此，我给自己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车间里转悠，尽可能多地了解烘弯夹层车间的流程管理、质量检测等一系列知识，车间里的各种表格，各种管理工具，有不懂的就问，看见有字的纸条就悄悄地留起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过得很充实。很快我们在赫尔辛基已经过了三周。那个周末，林镇华先生说：“今晚，泰姆因集团总裁请大家喝鸡尾酒。请大家回到酒店后换上正装，一会儿，销售总裁夫妇会开车来接大家去，总裁会在酒廊里等。”

“为什么总裁请我们？”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林镇华说，“总裁讲，他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做玻璃的人。”

“是我们向总裁汇报了你们在这里培训的情况，不同于其他的培训人员，你们总是很认真地学习，而且最怪的，是你们没有大箱小箱带着快速面，吃饭也都是自己解决，不像其他团队，周末总想要人请吃饭带着出去外面玩。”

那天，我们在夜总会喝了很多的酒。我们中间，除了来自大上海的李维维会跳交谊舞，其他人都不会跳，所以就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聊天看老外跳舞。总裁夫人很漂亮，夜总会里很多人请她跳舞，一曲舞罢，男士总要送她回到座位旁，临别还要俯身下来亲吻她的额头或者手背，再退回自己的座位。

周敬泉、林雄他们看得稀奇，就问：“老板，总裁就在这儿，他的老婆被人搂着跳舞还要被亲，他怎么受得了？要是我们中国这样跳的话就要打架了。”

“哈哈，这是富国的跳舞形式吧，富国的跳舞就是随便跳。我们中国现在是穷国，所以穷跳，自然不一样。”其实我那时也不知道，那其实是西方人的礼节，一种尊重，和富国穷国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周一，泰姆格拉斯销售部经理带我在工厂的各部门走了一圈，最后到了实验室。他指着实验室内的一台设备说：“这台HTBS，不用模具就可以做边窗玻璃。”

“多少钱？”我心念一动，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

“190万（美元）。”

“买不起。”我摇摇头，“太贵了。”

“没关系的，我也只是先让你看看，让你知道我们实验室里还有这样的设备。”

“要是你愿意100万（美元）卖给我，我会考虑买一台。”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砍价，完全是试探性地。我很中意，却无法在刚刚买了他们的烘弯夹层炉后紧接着再花近200万（美元）来买另一台设备。

“太低了。”他耸耸肩，摊开双手，眼神有些特别，似乎我没有钱是他的责任。

回到福州后，我脑袋里怎么也放不下远在芬兰赫尔辛基实验室里的那台HTBS设备，总是浮现出“HTBS每40秒钟流出一片边窗玻璃，转而变成几百元钱”的画面。上董事会讨论，有人提出：“高山厂生产的就是钢化玻璃，福耀要上钢化线，那高山厂怎么办？”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说，“我也考虑过，我的意见是关掉高山厂，我也能集中精力管理福耀。”

“高山厂又不是您一个人的，怎么可能您说关就关？”有人说。

“高山厂我有50%的股权，因此我有50%的决定权。另一半是镇政府的，他们没有经营能力，他们参股主要是想分红。所谓分红就是钱。我若同意将我的50%股权拥有的资产赠送给高山厂，作为关闭高山厂的条件，当然福耀也应该拿出至少50万元人民币补偿给高山厂。再说高山镇政府也是福耀的股东，对福耀有利的事，应不会反对。”我补充道：“用这种方式关停高山厂，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自愿放弃高山厂50%股权的资产，高山厂也就没有反对的声音。高山镇与董事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

然而，董事会虽然同意我的意见，但对要不要上钢化线还是有点儿小肚鸡肠：只要不要股东们再拿钱出来，你能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正当我为要上这个项目筹款感到为难的时候，福州一个金融界朋友告诉我，只要有好项目，现在这个时候，资金不应是个问题。他专门给我上了一课，关于国际融资种类及必备条件，让我大开眼界。最终解决这个项目资金的办法：我们选择了融资租赁手段，由省华福提供资金，县里的侨乡投资公司担保。

至此，我已说服高山厂的股东关停高山厂，筹到了项目资金。选在第一个夹层玻璃项目顺利投产后的1988年6月向芬兰正式发出HTPS报价邀请。外方很重视，派了三个人过来，几轮艰难谈判，最终我以108万美元买下了该公司试验室这台设备，成为全球这种设备的第一个买家。

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这台设备在1989年4月投产后收回全部投资只用了6个月。更关键的是，赚到的还不仅是金钱，更有价值的是自信，以及股东与银行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