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商界巨子，起于贫寒，以勤勉与坚韧，创立全球商业帝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门人。
他是一位有正念的企业家，纵横商场，以人格做事，以诚信立命。
他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善行者，四十年扶危济世捐款超过120亿，却不过以为是小善。
他就是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让我们一起走进曹德旺的自传——《心若菩提》 来共同领略他持戒从商、持戒行善的人生境界。
01
心若菩提
离开山兜农场，回到高山，我开始思筹着办工厂的事。这件事，自从老吴和我说过后，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转悠着。
我计划在家乡办一个生产玻璃的乡镇企业。
说起来，也要感谢1976年春天明溪那几天瓢泼的大雨。大雨和倒春寒将人们关在屋内，闲来无事，我约了老吴和小林一起品茶一起喝酒。
老吴的全名叫吴异璜，是明溪县二轻局的采购员，“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一米八的个子，上海人。老吴并不老，30几岁的美男子，加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很有女人缘。但在那个年代，有女人缘并不是好事，老吴就因为与同单位的女性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定为“流氓”，丢掉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被送到明溪劳动教养。
小林的全名叫林庶乎，出身于福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沿海的一个城市政府工作。小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也很会说话。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右派的指标，小林所在的市政府也不例外。小林说，那天为评谁是右派开了一上午的会，他喝了很多茉莉花茶，憋不住尿，离开会场上了趟厕所，再回到会场，他就成了右派，送到明溪农场进行劳动教育。后来结婚生子，就扎根农场了。
老吴说：“老曹，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生意啊？你知道水表玻璃吗？”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小圆，看着我，“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那个水表。你知道吗？这么小的一块，可以卖到5角钱，很赚钱吧！而且，这个水表玻璃很容易，如果你做，我有渠道有办法帮你做起来。”
02
心若菩提
当然想。我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离开农村，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只要有机会。这也是我当初离开家乡到琯头山兜农场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山兜是我离开农村的一个跳板，但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告诉他们也未必能理解。只有如我一样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会知道农村的苦，农民的难。
那天一个下午，我们在策划如何办一个玻璃厂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可以办一个玻璃厂。
因为，有市场，也有技术。
老吴对市场进行过调研。
小林是工科大学生，设备技术是他的拿手活。
剩下的问题是，办工厂所需的20万资金和盖厂房所需的10亩土地，以及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如果工厂办在高山的话，就要将他们的户口从明溪迁到高山。
户口是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城市户口，是人跟着户口走，户口跟着工作走。人、户口、工作必须一体，要想迁户口，有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首先要有工作单位接收，提供工作；其次要有户口指标，可以落户；第三，新单位愿意接收，还得原单位同意放人。即便是现在，户口迁移仍然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的目标很明确，说服高山公社的领导，提供资金，提供土地，办一个玻璃厂，同时，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
只是在当时，办工厂都是国家的事，工厂也大多在城市里办。社办企业，虽然在七十年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我一个农业人口，想办工厂，谈何容易。
我决定先找公社企业办主任方仁钦谈谈。
03
心若菩提
那时的农村，执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适当集中”。公社办的各类企业多了，管理这些企业的政府机构也应运而生。在县里，叫多种经营办，在公社就叫社队企业办或乡镇企业办。在当时，乡镇企业多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或者开些小手工作坊之类的店面。
公社的企业办则多为组织农民进城务工。高山的农民，吃苦耐劳，善于开山、挖土、搞基建，但承包这类的工程，通常必须要公社出面，企业办就是这个中间人。据我所知，每年企业办的管理费用收入，就有30—40万元。
1976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高山的街上行走，正好与企业办主任不期而遇。
“老曹，最近在哪里发财啦？吃得白白胖胖的。”企业办主任方仁钦见到我就问。
因为没有做农活，我的确是白白胖胖的，加上很注重衣着打扮，走在街上的我，俨然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嘿嘿，方主任，我能干什么，就是跑跑小生意而已。”虽然嘴上谦虚，但脸上却是一副成功者的自信。我递上一支“大前门”，“方主任有空吗？正要向您报告一件事。”
我拿出打火机，给方仁钦点上火。“是一个项目。”
“哦，什么项目？”一听说是项目的事，方主任来了兴趣。
站在街上，我告诉他，公社可以建一个水表玻璃厂，很赚钱，“一片水表玻璃，只有那么大一小块”，我用手比划着一个碗口大的小圆，“可以卖5—8毛钱，我去上海市场考察过。1平方玻璃可以做100片。”我吸了口烟，“主任，您知道市场上1平方玻璃卖多少钱吗？”我伸出五指，“5块钱。”“100片乘以5毛又是多少？1平方可以卖50块钱！我们只是钢化一下，磨一下就增值10倍！你说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
我接着告诉他，做这个项目，办厂需要20万资金和10亩地盖厂房，这要麻烦他去同公社书记商量。
“资金和土地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谁来做。”方仁钦想了想，从鼻孔处喷出袅袅烟雾：“我们都没有做过。”
“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公社同意做，你们可组织几个人去见他们，再组织人去上海考察。”我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老吴和小林的情况，将手上的烟放入口中猛吸两口，丢掉烟蒂，再用鞋尖踩了踩，“如果你们考察后认为可以调他们来做工厂的话，必须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这是他们的条件。”我最后说。
“等我向书记汇报后再说。”方仁钦有点兴奋。
几天后，方仁钦骑着单车找到我家。
我打开院门。
“哟，方主任，请进。是不是公社那边有消息了？”
“公社领导基本同意了。”还没坐稳，他就激动地说：“现在可以组织去明溪和上海考察了。”
我泡好茶，给方仁钦斟上。听他细说见书记的过程，又定下了去明溪和上海的时间。
送走方仁钦，我便出门到公社邮局给老吴和小林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进展，同他们定下了见面的时间。
几天后，方仁钦一行在明溪见到了老吴和小林，随后又一同考察了无锡的乡镇企业和上海的玻璃生产工艺。在上海的北京路，一家玻璃店后面搁着一台炉子，里面正在生产玻璃。我问小林：“这样的炉子，我们能造得出来吗？”
小林左看看右看看，很肯定地说：“可以，技术上可以解决。”
带着兴奋，考察组一行回到高山。
04
心若菩提
方仁钦立刻起草考察报告和立项报告，提交给了公社，同时提交的，还有关于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的申请。
公社批复：同意成立高山异型玻璃厂筹建处，方仁钦任主任、项目负责人。
公社同时同意将老吴和小林的户口迁到高山公社居委会。
同年10月，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展开。多年浪迹江湖的经验，也使我很快融入筹建工厂的角色中。
我，就这样，彻底地和农业挥手告别，走上了工业的道路。
机会，就这么来了。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可谓适逢其时。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春潮涌动，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
筹建处借用了公社旧剧场为办公地点。
旧剧场原为城隍庙，现在又成了我们的筹建处。办公室设在前厅的二楼，里面办公人员只有6人：主任方仁钦，老吴、小林和我，还有筹建处成立后配备的会计和出纳。
一切都模仿国营企业的管理条例，这也为后来高山异型玻璃厂的连年亏损埋下了伏笔。
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第一次会议在旧剧场二楼的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人员岗位设置和筹建的规章制度。对于厂房的设计，方仁钦强调“节约开支，保守设计，可进可退”。他解释说，厂房最好按住宅设计，这样，如果工厂办不起来，厂房也不会浪费，可以挡住宅使用。
这样的设计思路还真是史无前例。我正想提异议，老吴和小林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我觉得奇怪，事后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更让我难过：“钱不是我们的，权在他们手上，他们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什么好异议的！”
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干部！我无语。挫折可以磨炼一个人的心智，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斗志，是从挫折中站起，还是在挫折中倒下，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
但方仁钦并不这么看，早在明溪见到老吴和小林后，他就喜出望外，觉得找到了宝贝，而作为介绍人的我，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因此，在设置工厂的重要岗位人员时，没有我。
“老曹不能没有位置。”也许是感念我对他们的帮助，老吴和小林同时坚持。“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我们办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由谁去卖，卖给谁，这些都是要老曹在，才能更好地解决的。在产品生产出来前，也要采购东西，他可以做采购员。”
我就这么成了高山异型玻璃厂的采购员。但因为我非工非农，所以，我只能按临时工使用。临时工就临时工吧，只要给我这个平台。我心想，自己虽然有销售的丰富经验，但是从农业到工业是一个大的跨度，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不要说经营了。但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的，经营企业的经验积累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只要能让我站在工业的平台上，做什么职位，并不重要。再说，采购员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当时干部，一个月只有22元，而我一个月有40元的收入。虽然，因为是临时工，逢年过节工厂里的厂长、会计、出纳等部门行政管理人员会分到一些鱼啊、肉啊什么的，没有我的份，但我，只当没看见。为保持心境，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却在惦记：只要能给我工业的这个平台，将来我就能做出最好的企业来。
05
心若菩提
投资十几万的高山异型玻璃厂从筹建处成立的那一天起，注定成为高山人不会忘记的历史。它的一颦一笑，是高山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它的一举一动，总是吸引着高山人的眼球，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关系有门路的大都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厂，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的，也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筹建处的工作人员自然跟着风光无限。方仁钦自不用说，就连老吴和小林，也每天沉浸在有人请吃喝的状态里，以至于一个小小的工厂，从1976年到1979年，奠基、动土、打桩、起梁、封顶、买设备、安设备，时光飞逝，家中的日历，转眼撕掉了3本。
1979年，终于试生产了。
这时，工厂已有16名员工。这些员工，多为公社与企业干部的家属或者子女。虽然都是学徒工，年龄却相差极大。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大的却已经四十有余。
经过一年多的试生产，工厂的成品率始终低下，生产不出合格的玻璃。厂长也跟走马灯似的，从方仁钦变成林学飞再至林学杰。
有人开始怀疑建玻璃厂的决定是否正确。
虽然我不是厂长，但我的压力一点儿也不轻。建厂的建议是我提的，两个重要的人才老吴和小林是我引进的，投了那么多的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我不断地问自己。通过分析，我确认建厂的方向没有错，错在用人上。
小林真的懂玻璃生产吗？
我不是厂长，无权处理工厂的事务，但责任心迫使我站出来。我同仁钦说，上海有一个朋友，可能可以帮我们找来专家，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由我出面联系一下？经过公社批准，我便去了上海。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上海。这时的上海，早已一改三年前的素朴，有了花花世界的端倪。这端倪，早在父亲的描述里，让我听得耳朵出茧子来。因此，对我而言，一点儿也没有陌生的感觉。
我正正衣裳，走进上海建材局，找到陈克远。陈克远认真听完我的叙述，对高山厂的困境深表同情。“你来得正好”，他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个韩厂长，刚刚调到我们处任副处长。”说着，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韩副处长办公室。“老韩哪，我家乡有一个玻璃厂，生产上出了些问题，您是不是可以从耀华厂找一个工程师，到他们那儿看看，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儿，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试试看。”韩副处长一口应承。“我这就同耀华联系，看看能不能派出人，可以派谁去。”
第二天，韩副处长就走进了陈克远的办公室。
“陈处长，耀华同意派工程师李维维前往，帮助高山厂解决问题。”
“谢谢您，老韩。”陈克远握着韩副处长的手，转脸对我说：“我让办公室给你开一张购买机票的证明，你明天就陪李工赶回高山吧。”
飞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6
心若菩提
1980年的中国，飞机和火车的软卧一样，是为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提供的交通工具，不是有钱就可以坐的。虽然日后我坐着飞机，而且是头等舱，飞遍了全球，里程数也不知可以绕地球多少圈，但飞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唯有第一次，深印脑海。
这次的上海建材局之行，不仅为高山送来了李工，也为日后的福耀埋下了种子。
这是后话。
在邮电局，我给工厂发了封电报：“已请到工程师，明日同机返回，请接机。”
在机场，我见到了李工，一个纤细的上海女子，虽然衣着朴素，但依然掩饰不住大小姐的气质。这样一位小姐，会懂设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海耀华是不是派错了人？我心里嘀咕着。
李维维出身名门。父亲是洋行买办，公公则是卡介苗专利的拥有者。从小在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长大的她，却不染纤尘，完全是一个知识女性。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个纤细的上海女子，后来会上演一幕汉子般的壮举，成为我技术上的顶梁柱。
在福州义序机场，看到和我一起走出来的工程师，竟是一位女同志时，厂长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
既来之则安之。
一行人坐上面包车，一路翻山越岭，三小时后，抵达高山。
正值午饭时间。“先吃饭再去工厂。”厂长决定。
“先去工厂看吧。”李工说，“看完再吃，来得及。”
到工厂，一下车，李工径直走进车间，等在工厂的老吴和小林急忙迎上前。“炉子的设计图纸在吗？请拿来给我看看。”小林示意手下递上了图纸。
李工看了看图纸，再看看风箱面板、风嘴排列，“打开鼓风机”，她说。
李工察看的时候，车间里除了鼓风机的声音再也没有其他声音。工人都下班了。围在李工身边的一群汉子，虽然和我一样抱着疑惑的心，但仍怀着真菩萨降临的希望。大家看着李工，默不作声。
李工看着，听着，不停地用笔在手中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关了吧。”她说，“如果要改变电炉丝，厂里有没有现货？”
“有。”我回答，“还有很多备用的电炉丝，在仓库里。”
“这个风箱要拆下来，风嘴要重新布置，有困难吗？”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不容置疑地，完全不是一个弱女子的模样。
“没有困难，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好，我们现在去吃饭，吃完饭再来做。”
07
心若菩提
饭后也没休息，直接回到车间。此时工人已经上班。从仓库取来电炉丝，李工蹲在地上，一边示范着如何绕，绕多少圈，一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工说，将电炉丝分三层解决了电炉温度不均的问题，却无法解决风箱面太大的问题。风机浪费了很多风，另一方面，风压又上不去。因此，我建议你们把旁边的都堵上。风嘴组装得也有问题，几千个风嘴都要拆下来。这个工作量很大，不过，抓紧时间，两天应该够了。按照她的要求，当天下午我们就组织员工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改造，第二天天一亮，李工再到工厂时，应改的都已经按照她的要求改好了。设备静静地躺在那儿，工人们站在机器旁边无声地等候着。
“咦，有什么问题吗？”走进车间，李工一愣。
“李工”，我迎上前，“设备都已经改造好了，只等您来验收。”我指指等在机器旁的工人们，“他们在等您验收后开始试产。”
李工加快了脚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夜，这里的工人就完成了上海工人需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她有点儿狐疑：这样赶的工，能做得好？
俯下身，套上手套，她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线圈。
“OK，开机试试吧。”李工满意地摘下手套。
推上电闸，接上电源，摁下开关，电炉预热几小时后开始生产。上片、下片、钢化……不一会儿，钢化好的玻璃送到检验台，“合格！”检验员高声喊道。
看见一片片合格的玻璃，和工人疲惫而又幸福的笑脸，李工感动了：这是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一群人。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充满热忱。有这样一群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李工后来对我说。
走的时候，厂长偷偷地塞了一块走私女坤表给李工，以示感谢。那时，福建沿海充斥了各类走私物品，大多是渔民用海产同台湾的船老大换来的。各类名牌的手表如欧米茄、浪琴、梅花、精工等等，很受内陆百姓的欢迎。但李工，对此类奢侈品牌早已见怪不怪，走私的，自是不稀罕。
“老曹”，办好了登记手续，进关前，李工的手心里放着一块梅花表，“这是你们厂长刚才塞给我的，说是不要让你知道。我不要，他硬塞。你看，该如何处理？”
“你不要，我也不可能拿回去。”我看了看表，走得还好，造型也的确精致。“这样吧，你是韩处长介绍来的，就收下吧。没什么关系，厂长只是想和你套套近乎，增加私人的交情而已。”我补充道，“我也不能拿回呀！”这时我深感失落，人是我请回来的，厂长送表给她还叮嘱不要让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送走李工，坐在回厂的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望，是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关系请来了专业人员帮工厂解决了困扰几年的难题，厂长给我的回报就是瞒着我送一块手表给来人，还告诉李工要瞒着我，只要有一点心智的人，都会猜出厂长想干什么。即便是这样，在这个时候我也只能选择装傻，好像真的不知道有这事，因为此时我只是寄人篱下，识时务者为俊杰。
（待续）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