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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家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母亲生病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大鸣大放，人们没有了吃的。能吃的，树根、树皮、野菜、观音土……吃一切能“填饱”肚皮的东西，很多人全身浮肿。母亲，也是在那时，得了浮肿病。常常肿得走不动路，需要有人在家服侍她。可是，大姐出嫁了，哥哥在学校读书，妹妹还小。母亲和父亲就商量着给我找个媳妇，来服侍母亲。

那时的农村，年轻人都结婚得早。也大都是依媒妁之言。我无抵抗习俗，也愿意早些独立生活。

舅舅介绍了他同村的一个姑娘，说是一户好人家的女儿，叫陈凤英，要我去看。我请母亲去看，对母亲说：“您看了好就行。”我的小九九是，身体不好后，母亲的脾气也变了很多，易发怒，又管得严。如果我找一个母亲不喜欢的姑娘，合不来，家里不是要吵翻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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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很满意地回来了，并且翻箱倒柜地找钱，又四处张罗着借了三四百，凑成500元，送到陈家，算是聘礼。然后，我们俩人一起到镇上去照了张相，买了8斤糖果，在村里分了分，这就定了亲。

我结婚的时候，是“文革”时期，1968年。

新房是姐姐和姐夫从福州赶回来，帮忙布置的。他们的布置，完全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标语口号什么的，贴满了墙，红红绿绿地，却也喜庆。妻子陈凤英，在岳母的坚持下，是用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就像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穿着红红的衣裙，坐在红红的轿子里，披着红披，穿着红鞋。在轿旁走着的我，身着几块钱缝制的中山装，脚穿一双簇新的解放鞋，袜子是在福州读书的哥哥，从自己的脚上脱下来的。一路上，乐队敲敲打打地从她家抬到了我家，摆了十几桌酒。就算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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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我同母亲说：“妈，我们分开过日子，但凤英可以留在家里服侍你。”

“为什么？”母亲一愣，有些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

“我要自己出去闯天下。”声音大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激动地说：“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炼，让我想了很多。父亲烟摊的被收缴，更激发了我外出闯天下的决心。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独立出去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而且要学会赚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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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呢？

种白木耳。那时候是见很多人都在做，政府也不反对。

钱从哪儿来？

凤英进门时带来了些许嫁妆。我同她商量，把嫁妆卖了，又借了一些钱，凑了几百元，开始种植。

我种得很用心。

那一年，我种的白木耳收了十几斤，多为一级品。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在我埋头种白木耳的同时，福建也有很多人在种，因此，在福州的市场上，好的产品卖不出好的价格。怎么办？从投资到产品到收入，销售是很重要的环节。那时我就在琢磨。

镇上一个干部告诉我，他听一位老师讲江西一斤可以卖50元左右。

“真的？”我眼睛一下睁得好大。太好了。我在心里快速算了一笔账：一斤50多元，10多斤，不就可以卖到800元左右吗？

本地不好卖，就到外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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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随父亲销售烟丝和水果积攒下了的经验，这时起了作用。我迅速坐火车到江西。果然，卖掉了，很顺利地，800多元到手。扣除成本，不亏但也不赚。

自己种，赚不了什么钱，怎么样才能赚？坐在从鹰潭回福州的火车上，我心里盘算着：福建的白木耳比江西便宜三分之二，如果我在村里收购，运到江西去卖，赚取中间的差价，做两个来回，不就赚了一大笔吗？

说干就干。一回到高山，我立刻用800元在村里收购村民种植的白木耳，卖到江西，这一次我赚了近千元。尝到了甜头的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福州—江西的往返旅程，一直到1970年冬，我的白木耳生意才告终止。其中，赚得最好的一次，有3000多元钱。

有了儿子，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我只有更努力地赚钱。赚到3000多元，自然欣喜若狂。

3000元是什么概念？当时，2000元可以盖一栋房子。3000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上百万啊，许多人家根本想也不敢想。我看着手中的3000元，心想，再赚一笔过年就不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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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见我收益好，公社一位干部也要入股，不过却是不出钱的干股，因为他告诉我，他会成为我的保护伞，比如在需要的时候开个证明什么的。“这下好了，有了保护伞，可以大干一场了。”因为赚了钱而大起来的胆子，更壮了。于是，又去进了3000元白木耳的货。加上一些村民愿意赊账（先给货，卖完再结账），这一趟江西，我带的货太多包太大，出站的时候只能拎着包吃力地朝前挪步。一个值班的民兵看见了，径直走上前来。

“站住！哪里来的？”他朝我喝问。

“福建来的。”

“包里是什么？打开看看。”

“白木耳。”眼看混不出去，我主动交代。脑袋迅速地转着应对的方案。

“好啊，你投机倒把！”他不由分说，上前提起我的货袋。

“请别，同志。这是公社集体的东西，你收走了，我如何回去向集体交代？”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那民兵也不与我多言，提起货袋走出车站，径直走进火车站附近的收购站。转过身，对一路跟着他的我说，“同志，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货，收购站收购了。钱，暂时扣下。如果是集体的，你回去开个证明来，才能把钱领走。”

我傻眼了，立在那儿。“去哪里打证明啊，东西本来就不是公社大队的，怎么可能给证明呢？”可是，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哪里还有转旋的余地？

无奈地，我点点头认可，坐上了回福州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