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季的一个下午，我在高山厂办公室与几个同事聊天，邮差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是连江琯头。我把信封的封口撕开，是王以晃的亲笔信。

放下信，我立即联系车站，洽购一张去福州的长途车票。车站回复我，去福州的长途客车票已经售罄。

“明天早班有吗？”

“没有。”车站售票窗口说，“明天、后天、大后天的班车票都卖完了。”

没办法，只好包了一辆跑运输的三轮车，第二天一早出门赶到福州，再从福州转乘下午的船到了琯头。

到以晃门前时，天已经有些黑了。和以前他当场长时家门前的喧闹相比，现在的家，冷冷清清的，我以为自己走错了门。

房门前没有人，我轻轻地推开房门，屋内很暗，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以晃哥。”我喊了一声，担心自己是不是见不上他的面了。

“在这里。”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我。

我循声走进卧室，定睛细看，卧室的床上的确坐着一个干瘦的人。他就是曾经健壮如牛的王以晃吗？我脱了鞋，爬上床，坐在他的身边。

“不行，老曹。我得的是肝癌，听说会传染。你要坐远一点，我们说话。”他的声音已很微弱。癌细胞已经将他折磨得瘦骨嶙峋，肤色蜡黄。看过去，的确也没有多少日子了。

“我没听说这病会传染，没事，以晃哥。”

以晃大概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一举动，但他显然也无力阻止我。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们就这么促膝长谈，直到他说完所有的心事。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老曹，我走了以后，你能不能帮忙关照我的子女？”

“你放心，以晃哥。”我一口应承下来。“先把大儿子兴章的媳妇娶进门吧？”

“这恐怕比较难。”以晃面露难色。“我现在没有钱了。也太突然，女方家长不一定会同意。”

“你安心养病，这事我来操办。”我接着安慰他道，“此事好解决。过去你帮了许多人的忙，这些人现在过得都还可以。我去找他们，协调一下，钱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至于女方家长，你可能要找媒人跑一趟。我相信，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说清了，女方家长会同意的。”

第二天天一亮，媒人就到了他儿媳妇的家。福州人的习俗，如果家中的长辈死了，孩子必须等三年后才能办喜事。所以，这一说，娘家人就同意了，并且选好了出嫁的日子。

日子是定了，但婚礼所需要的钱又如何解决？

我赶回福州，去帮以晃邀请他以往的朋友。

以晃是很正直的人，他以前帮助过很多人，他的朋友圈我大多也都认识。到了福州，我对那些朋友说：“你们也不用拿钱给以晃，他也不会接受你们的资助。现在他的大儿子要完成结婚仪式，大家去捧个场，帮个忙，红包包大一点就好。”

王兴章大婚那天，我率先包了500元的贺礼。福州来的朋友们也都跟着包了，贺礼一共有1万多元，除去婚礼的开销，还有剩余。

只隔两个月，王以晃的太太也跟着以晃去了。还好我当时帮其策划将大儿媳娶回，不然真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局面。这件事在山兜村影响很大，后来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那么起劲，我说作为知交，这就可谓义不容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