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何齐祥镇长和林正耕书记来找我，希望我能继续承包高山厂。

这里，我应该补充一下：去年县里根据中央文件，已将原高山公社改名为高山镇了。

这样的演变，对于我，却没有两样。社长也好，镇长也罢，人还是那个人，只不过，称呼改变了而已。

我显得为难。

“今年看起来包不成。一是原来和我一起承包工厂的人都拿钱走人，团队散伙了。二是工厂设备已经老化，需要更多的维修费用和维修时间，这会影响到承包的效益。三是我个人一直在寻找一个长期、稳定、可追求的事业。通过去年的承包，我发现承包制并不是彻底解决企业危机的办法，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为什么？”林书记问。

“我的体会是，承包者只会用掠夺式的经营方式去拼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只追求短期的效益。至于企业的存活及持续发展，却不会加以考虑。所以我决定不浪费自己的青春，离开这里。”我说。

我的话，林正耕书记听进去了。“那么，你认为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想法是什么？”何齐祥镇长也有了兴趣。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总之，应该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我说。

过了两天，林正耕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开门见山就问：“老曹，改成合资怎么样？”

“谁与谁合资？”

“玻璃厂与你合资，如何？”

“我没有钱。去年分红的钱，我盖房子都花掉了。”

“只要你有决心，这个好解决。”林书记想了想，“我们可以协调银行给你贷款。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不就可以了？”

“如果资金能解决，我同意参与合资。”

“好啊。”书记也很开放，“但是你总不能让工厂停下来，就算改合资也要把工厂继续下去。我的意见，今年继续以6万承包。当然，一要保证镇财政收入正常，二要保证工厂原来生意不受影响。你看如何？”

“我接受先把业务保下来的方案。”

其实，我接受，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几天前，我在石竹山抽的那个签和老和尚临别的再三叮咛。

在当时，企业承包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因为上一年的4月1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是，一份文件，一个政策，全国各地就会掀起一个配合的浪潮。

但合资，没有先例，也没有文件。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的南方比较开放，镇里向福清县县长报告了这个事情，县长也同意拿高山厂做合资的试点。

对于高山厂来说，也只能走合资的路，因为工厂的设备，从1977年筹备到现在，已经老旧，再加上83年和84年连续两年的加班加点，早应该淘汰更新了。但重购设备、技术更新都需要钱，高山镇刚刚从亏损中解脱出来，怎么可能再投钱？唯一的出路也只有从外面融资，即合资。

怎么合？

高山镇政府提出以账面资产17.5万入股，我再找几个人投入现金17.5万，各占50%。投入的现金就用于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

有关合资的谈判，从1984年的4月一直谈到6月，因为一年已经过半，签订合同的时候，就约定从1985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不过，1984年仍需按1983年的承包合约履行，也就是说，我仍然需要在1984年度向镇政府上交6万元。

镇领导说，没有这6万元，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很困难。

我同意了，反正一年总会赚十来万。但当我同几个承包人商量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却完全不同。

你这个傻瓜！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把去年赚的钱拿出来分了走人，还待在这里啃什么剩骨头。万一政策变了，我们就又成投机倒把分子，就要被镇压的。

他们七嘴八舌。

我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们。

但我仍然认为政策不但要变，而且要经常变。因为政策是一个政党在推动他的执政理念所出台的文件。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比较左，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是官本位的问题。

“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总得有人先走，我不认为会发生你们所说的问题。”

“退一万步说，我们也没有把家里东西搬过来，就是出自己的力气，又没偷又没抢，那么紧张干什么。真到了那一天，是我们的就拿走，不是我们的还给他不就解决了？”

我费尽了口舌，试图说服我的合伙人。但没用，吵了好几天，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坚持，1983年赚的钱，分到手即退出。

于是，我向镇党委、镇政府报告，再承包与合资都碰到了困难，此前的几个合伙人都不愿意再继续下去。镇党委和镇政府都出面，和我的几个合伙人谈话，但不论怎么沟通，他们的主意都已经定了：不做。

剩我一个人，虽然我愿意合资，但我手里已经没钱了。合资从何谈起？

镇领导决定按此前说的协调银行给我贷款。他们找来农业银行高山营业所所长施常林，与他说，镇政府希望该所向曹德旺提供一笔贷款，曹德旺可以用他的房子作抵押。但那时银行尚没有以自住房屋为抵押物贷款的先例，所以镇上的银行不同意放贷。

实在被镇领导磨得没有办法了，银行松了口。“除非……”

“除非什么？”领导追问着。

“除非镇政府同意做这笔贷款的担保人。”

“这个没问题”，领导手一挥，“镇政府可以做担保人。”

在我的资本金解决了以后，镇财政所所长黄宗金、企业办会计林文俊和我的一个朋友林庆平又都表示愿意参股。因此，我的50%的投资，就都有了着落。

承包资金的解决，用我们信佛人的话说，是我的福报一一当采购员时运用串换指标的手法，帮助南平政府解决了许多困难，成为他们的座上宾，现在，他们向我伸出援手，同意借3万给我。

于是，我把我盖的房子和我爸爸盖的房子一起，抵押给福清市农业银行高山镇营业所，同时高山镇政府作为担保人贷了8万元，加上南平市政府借的3万，一共是11万。黄宗金、林文俊、林庆平3人加起来投了6.5万元，合计17.5万元，我成了合资方个人股东中占比最大的股东。

这件事，让我从中悟到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真谛。

信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任，不仅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他人也要有信任，这叫互信。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信，那肯定会一事无成。正是因为有对政府政策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正是因为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才有了今天的福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