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商界巨子，起于贫寒，以勤勉与坚韧，创立全球商业帝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的掌门人。

他是一位有正念的企业家，纵横商场，以人格做事，以诚信立命。

他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善行者，四十年扶危济世捐款超过120亿，却不过以为是小善。

他就是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让我们一起走进曹德旺的自传——《心若菩提》 来共同领略他持戒从商、持戒行善的人生境界。

后来听说，在我甩门出去之后，元春书记继续主持会议。他说，“我从16岁当通讯员，到今天当到县委书记，工作二十几年，见过无数的干部，还没有一个有曹德旺这个水平，一个人坐在那里讲两三个小时竟然不用打稿，而且没办法辩驳，每一条都说得无懈可击，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习啊。”他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真是一个稀有人才啊。”他拿起面前的茶杯，啡了一口。“当然啦，也有缺点，刚才的举动就是一个范例，怎么能把中指伸出来呢？不过，他是一个农民，这也就是他的特色，我们要包容他，毕竟，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缺点嘛，要帮助他提高。”我后来听说，那个晚上的会议内容，被整理出来，形成了“723会议纪要”。“纪要”的主要精神，就是充分肯定我的工作，要求高山镇把工厂的所有账册还给工厂。

但高山镇的领导们虽然都在纪要上签了字，却并没有打算执行“723纪要”的精神。回到高山后，他们并没有将从工厂拿走的所有账册凭证还给厂里。我呢，也不在乎：放在你们那里和放在工厂里并不能改变什么。总有一天，你们要还给我，我急什么呢！

我会这么认为，主要还是错估了那些试图整我的人，以及对整我的事件背后的因素没有重视。我当时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有想到，想整我的那些人，并不愿意善罢甘休。

在福清没有整成我，这些人就往上告到福州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袁启彤，他派人到福清和高山调研，又把县委书记陈元春叫到市里，元春书记就把事情的原委和县里“723会议纪要”的形成情况向袁书记做了汇报，最后说，“整党整风，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曹德旺并不是一个党员，又没有错，这事还能这么整？”

“你回去多做一些解释工作。”袁启彤听了陈元春的汇报后说。

这些人一看，福州市也没有下文，琢磨着就往省里告。告状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到福建省农委。我哥当时是农委的办公室主任，这些告状信都到了他的手上。他一封一封地拆开，整理好做好文件签，送到当时的农委主任温秀山的办公室。他没有告诉主任，告状信上被告的人是自己的亲弟弟，也没有试图解释什么，虽然他曾经严肃地问过我，向我了解过事情的经过。

告我的人并不知道，我哥哥在省农委工作，更不知道这些信件的拆封，都经过了我哥哥的手。

他们之所以选择往省农委告，是因为当时的农村整党工作，是由省农委主抓的。

这在全国都一样。

温主任决定亲自过问此事。

他先向福州市委书记袁启彤了解情况，然后不带一人，亲自下福清，找福清县副书记林学铿了解。为什么不找陈元春而向林学铿了解？因为林学铿当过他的部下。结果，林学铿说的与他从袁启彤那儿听到的陈元春反映的情况一样。

原来，当告状信放在温秀山主任案头时，温秀山看到高山曹德旺三字就有了怀疑，他和曹德淦是不是同村？如果不是，这也太巧合了。如果是，自己的这位办公室主任怎么不吭一声？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颇为慎重，不带主任，自己下去调查的缘故。

在福清见到林学铿时，他也曾顺带着问林学铿是否认识高山的曹德淦。

“认识。”林学铿说，“我在高山当副书记时，他是高山中学的代课老师。”

“哦。”温秀山不再吭声。

“老领导，您认识曹德淦？”林学铿好奇地问。然后补充道：“他就是曹德旺的亲哥哥。”

“他是我的办公室主任。”温秀山陷入了另外的深思，他不再说话。

听了温秀山的回答，林学铿的嘴张得好大，“不会吧？！”但看到老领导的表情，他也不再说话了。

回到福州后，温秀山把曹德淦叫到办公室。

“你弟弟的事，我亲自去查清楚了。他是清白的。”

“谢谢主任。我替我弟弟谢谢您！”曹德淦这时才对温秀山说，“曹德旺是我的弟弟，但我也要尽我的职责。此前不说，是不想干扰领导的工作。”

温秀山被触动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信件，就不要再送到我这里了。”他特意交代。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整党结束后，1987年元旦，参与高山合资的合伙人中，朋友林庆平首先提出退股。他在工厂里分管销售，他的离开，无疑对我将是一个重击。紧接着，镇财政所所长黄宗金、企业办会计林文俊也先后提出了退股。

我相信，他们的这一决定，是与我一样，在分析了我未来将面临的艰难处境，为求自保资金安全而做出的。

他们的股份，价值已经从1984年的几万元变成了十几万元（1985、1986连续两年的盈利，股东权益净资产已经有所增加）。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收回他们的股份，因此再三挽留，但他们的去意已定，无奈之下，我再次举债，将他们三人手中的股份，悉数收回。高山厂50%的股权从那一刻起，全部归我所有。

人嘛，有时候就是会这样，钻进一个胡同里出不来。高主任他们就是这样。一见省里也没告倒我，就又找到国家信访办的关系，决定再告到中央纪委。

中央纪委很重视这事，先是将信件转回了福建省，希望彻查；后来直接派了人下来，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县共同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进行彻查。

从福清到福州，从福州到福建，从福建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福建到福州到福清。这个状越告越大，大有不把我告倒誓不罢休的架势。如果他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正道上，没准还真能干出些什么成就出来。但显然，方向错了。付出的努力越多，也只能往错的道上，走得越远。

联合调查。

结论亦然。

送走了北京和省里的调查小组成员，袁启彤发火了：这不是胡闹吗？！他一个电话，让陈元春立刻上福州。“这起事件性质十分恶劣。我们基层的干部队伍若都是这样的素质，这样的觉悟，我们党的工作将如何展开？！”在福州市乌山路市委大院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袁启彤铁青着脸，背着双手，来回踱步。“你回去，立即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来。”

陈元春回到福清，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改组高山镇党委和高山镇政府领导班子的决定。原高山镇党政二套领导班子做了全面调整。相关人员分别调到三山乡、东瀚乡，就行政级别而言，镇与乡虽然同级，但是镇比乡强。

我的所谓的贪污案，终于得以昭雪。

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

从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来看，他们在县里、市里、省里乃至中央都有“靠山”，以后我该怎么办？

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往前走，但永不改变行走的策略——听党的话，严格按政府政策规定办事；按章纳税；尊重所有官员，但保持等距离；一起吃饭可以，但仅限于吃饭，绝不涉及财物往来；如有盈利分红，除用于家庭和自身生活费用之外，皆用于社会捐赠。

因为有这最后一条戒律，所以我的捐赠项目与资助人数，与我的企业发展、财富的增加成正比。这些与日俱增的社会公益数额，皆出自我个人的分红所得，而非企业的行为。

（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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